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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不曰曰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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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“真问题”给“国学热”泼点冷水  

2009-12-20 18:40:30|  分类: 胡扯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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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说“风景这边独好”,不管乐观其成,还是有意阻遏之,世界眼中的中国形象,基本上是一个“大国崛起”的形象。国人也喜欢用“大国崛起”这个说辞,大约用起来不无快感吧。但是,这是一个不太好的说辞,它风头健,速度快,力度大,有暴力意味,甚至让人有“霸权”之想。我们是很含蓄很谦虚的民族,“国学”里不是也蕴藏着“韬光养晦”的大智慧么?眼看他起高楼,眼看他楼塌了。起高楼,何尝不是“崛起”?

所以,较之“大国崛起”,“大国转型”的说辞要好一点。与“大国崛起”昭示的生猛形象不同,“大国转型”显得谦逊低调,底气十足而又刚毅坚卓。犹有进者,“崛起”是全方位的“崛起”,也洋溢着奋斗者的洋洋喜气,而“转型”则实事求是,平实地描摹了老大中国正艰难转身的形象,暗示说,我们在流血流汗中进步,我们在进步中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。

不管倡导国学之人的说辞里是“大国崛起”,还是“大国转型”,可以肯定的是,他们因“大国崛起”的事实而欢欣鼓舞,意欲有大作为。他们的“大作为”主要表现在文化上,其运作逻辑大致是:大国崛起,势必催生亦同时需要文化复兴与之相匹配,按梁涛先生的说法,此是“时代的需要”,亦是“国学的使命”;而中华文化复兴,固然不排除吸收外来文化之精粹,却主要是复兴国学,倡扬国学的正面价值,正如梁涛先生所宣称的:“当前国学热的一个特点是着力突显、提倡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”(见梁涛《论国学研究的态度、立场与方法——评刘泽华先生王权主义的“国学观”》,载《光明日报》2009年12月7日。下引此文,同此)。据说如此这般,才能“创造出与我们正在努力建设的民主、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,满足广大人民精神生活需要的新文化”。据说此“新文化”,乃是“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”,所以,梁涛先生他们的国学大动作,还雄心勃勃地要为吾人弄好安身立命的大事情。

很不错的文化抱负,很令人感动的时代使命感。问题的关键在于,通过大搞国学,通过“提倡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”,能否创立有利于“大国崛起”且与之相匹配的“新文化”。兹事体大,这里仅提请国学人注意一下我们时代的“真问题”。

我们这个“大转型”时代,鸦片战争以降即已开始,迄今业已长达170年。此“大转型”所欲达成的目标,一言以蔽之曰“从传统走向现代”,不外是政治、经济和思想文化诸层面的全方位现代化,具体说来,即是政治民主化,经济市场化,思想文化自由化。此三个层面完成了现代化转型,中国即成为现代国家,中国人才能充分享受现代文明。中国的现代化具有“后发外生”特征,内忧外患间,其进程总是举步维艰,不惟一次又一次被打断,而且出现过大的倒退。30年来,中国重启现代化进程,大国固然在崛起,但“崛起”的更多展示在经济层面,即一个现代性的市场体制基本上建立起来了。而政治民主化和思想文化自由化,海内外舆论均认为,尚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良性的现代化进程,理应政治、经济和思想文化三方面密切关联,彼此配合。论者诊断当下中国之病状,多言“贫富悬殊”、“官员腐败”,以及弱势群体的“被侮辱和被损害”,等等。这些病症,绝非市场经济所固有,更非全球化下“后殖民”之恶果,而恰恰是由政治民主化之欠缺所导致。官员的权力,还有资本的“权力”,不能得到制度化的有效制约,权力这只“看得见的脚”,踩住了市场那只“看不见的手”。这样的市场经济,自然是变态的市场经济;变态的市场经济下的繁荣,只能是一种畸形的繁荣。可见,现代政治文明推进之迟缓,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之瓶颈,亦是我们时代最大最严重的“真问题”。

既然政治民主化是当下的“真问题”,那么,国学中人,如欲固守书斋从事纯粹的学术研究则已;如欲离开学术,越界至政治社会层面,掀动舆论,人为制造“国学热”,则势必使国学社会化,甚至意识形态化。梁涛先生们,欲藉国学有所为,又是“时代的需要”,又是急时代之所急的“使命感”,已然显示其国学“志业”有了社会化乃至意识形态化的嫌疑。不仅此也,国学人自称是要着力提倡国学的“正面价值”,其初衷不可谓不良善,可是,细究起来,倡导国学之“正面价值”的实践后果,很可能非常不理想,甚至有违初衷,最严重者,会成为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力量。

历来的国学人,没有一个不自称倡导国学乃是为了弘扬其“正面价值”。梁涛先生所谓“剔除糟粕,吸取精华”,所谓“注入新的生机,升华新的境界”,也不能不说是至公至理之态度和方法。可惜的是,此说太过大而化之,几乎不具备操作性。倡言国学不是切蛋糕,想要哪块切哪块。国学是一个整体,精华中有糟粕,糟粕中亦不乏精华,侈言独取精华,至少在操作层面会陷入极大的困局。更何况还有一个主体选择时的眼光问题,自认精华者,很可能是糟粕,反之亦然。故而对于国学,最好做法,一是多做本份的学术研究,不要越界行动,动辄高唱“时代需要”、“使命感”云云,以免坠入“国粹主义”而不自知;二是研究之中要多做历史的研究,不做或少做哲学的抽象,在历史的研究中传承文化,让历史自身或淘洗或积淀。眼下,国学热中学人,多是哲学人,少有历史学者;而不满国学热者,则多是历史学者。此国学热中的独特现象,很是耐人寻味。

刘泽华先生这样的历史学者,尽管私下里亦有时代的“问题意识”,但他基本上守住了学术研究的本份,研究方法也大抵是历史的方法。他所以不满者,要在国学业已推向社会乃至走向权力,蔚然形成一时代之热潮。而且,如前所述,转型期的中国,尚在民主之路上艰难跋涉,如果说有“时代的需要”,那么,建设现代民主政治,正是时代之急需。国学热中人,既有“使命感”,欲急时代之所急,那么,他们最应该做的当是为中国的民主大厦添砖加瓦。梁涛先生称,弘扬国学里“正面的价值观”,也就是对传统消极内容的批判和否定,还举例说:“我们提倡仁爱、和谐的价值观,就是对传统的‘窝里斗’、‘酱缸’文化的批判和否定;我们提倡民主、人权的政治理念,就是对专制政治漠视人的生命,践踏人的尊严的抗议和控诉。”看来,梁涛先生不仅崇尚民主的价值,而且认定国学里蕴藏“民主、人权的政治理念”。国学与民主、科学等现代价值的关系问题,是历来的国学人不得不回应的老问题,他们大多承认,国学里并无民主价值,但国学也并不绝对地排斥民主价值,而能与之兼容。梁涛先生们的国学,还真是弄出了新意思。既断言国学里有民主,那就可以从国学里直接开出时代所急需的民主。如此新异之论,恐怕没有几人信从了,即使是卫道最痴情的现代新儒家,亦不敢下此断语,比如牟宗三,他的“民主”是要经由一番神秘的“自我坎陷”方才开出的。

除了民主,梁涛先生还认为国学里含有“仁爱、和谐的价值观”。此是国学人常挂嘴边的好东西,如抽空历史,这样的好东西,或许还真能按照他们的好意开将出来。“仁爱”也好,“和谐”也罢,被千辛万苦地开将出来,当然是要对治我们当下的不“仁爱”和不“和谐”。一般人际关系上的不“仁爱”和不“和谐”,哪朝哪代都有,恐怕很难套用道德家的滥调,说什么“人心不古,世风日下”,说什么“一代不如一代”。我们时代的不“仁爱”和不“和谐”,大约不能从一般的人际关系上勘察,或者说主要问题并不在此。关注当下社会问题的论者,每称我们的社会乃是一个“断裂”的社会,“断裂”才是最无情的不“仁爱”,也是最危险的不“和谐”。而造成此“断裂”之怪现状的主因或总因,很容易便追溯至权力的滥用以及权利的匮乏。这又回到了我们时代的“真问题”。解决这个“真问题”,才算是真正对治当下的不“仁爱”不“和谐”。从国学里抽出“仁爱、和谐的价值观”,不好说一点用处都没有,但至少可以认定,此是不急之务。

综合观之,梁涛先生举证的国学之两大“正面价值”,一个是一厢情愿的无中生有,一个则是不急之务。国学热潮之喧嚣激荡,就这样掩盖了我们转型时期的“真问题”,有意无意间误导社会,因而很有可能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阻遏力量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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