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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不曰曰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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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家知识分子是怎样走向政治前台的?——大汉帝国“前汉武时代”的一段历史  

2009-06-15 09:26:34|  分类: 历史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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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一 

 

秦朝泗水郡的一个小小的亭长,提了三尺剑,斩蛇起义,几年杀伐下来,竟然取得天下。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传奇。几年前,在秦都咸阳,刘邦有幸亲眼观看始皇帝出行的盛况,那一派不可一世的天子气象,直将这个小小的泗水亭长震慑得晕头转向。不知所措中,年轻的亭长唯有发出“大丈夫当如此”的感慨。刘邦心里当然明白,那不过是爱开玩笑的自己随口说出的一句玩笑话。而今,笑话变成了现实,布衣真的做成了皇帝。除了相信命,刘邦还能相信什么呢?

布衣真的做成了皇帝,刘三也改了大号曰刘邦。这个传奇不仅仅是刘邦的传奇,更是中国历史的传奇。封建的贵族的政治在暴力革命中烟消云散,在刘邦这里,历史似乎是轻松地拐了个弯,步入一个平民政治的新时代。

在史书的记载里,这个泗水亭长乃是一个活脱脱的无赖平民。豁达大度并且葆有一分乡下人的幽默,不事生产并且喜好美酒和美女,还有,与人说话,满口脏字并且动辄骂娘。刘邦的朝廷班底,也大多是清一色的平民:周勃织草席为生,间或也在办丧事的队伍里吹吹箫;灌婴走村串户,贩帛糊口;娄敬为人挽车,樊哙则更绝,乃是一杀狗的屠夫。申屠嘉为步卒,萧何、曹参不过是刀笔之吏。其他如陈平、王陵、陆贾、郦商、郦食其、夏侯婴,也都是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。

史学家把刘邦朝廷的这种情形名之曰“布衣将相之局”,用今天的话说,就是“平民政府”。平民自有平民的好处,这个新兴的阶级一穷二白,如同一张白纸,正可以无所顾忌并且生气勃勃地开辟新局。事实也正是如此,这群平民的崛起,其势如暴风骤雨,所到之处,摧枯拉朽,莫可阻挡。秦帝国瓦解了,六国贵族及其后裔则风流散尽,便是那唤作“西楚霸王”的楚国贵族,也身死国灭,为天下笑。

但是,平民也有平民的致命缺陷。他们缺少知识,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化。这必然妨害他们的头脑和眼光,许多时候,他们会执着于眼前的实利,陶醉于既得的享受,一时的得胜,甚至会让这帮人欢喜得不思进取。一种宏远的眼光与深邃的思想,在刘邦集团那里,无论如何是不具备的。 

 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二

 

 

更加致命的是,这个缺少知识和文化的集团,分明对于知识和文化有着一种本能的鄙视乃至仇恨。史家所记,生动再现了平民刘邦的这一反智倾向,“沛公不好儒,诸客冠儒冠来者,沛公辄解其冠,溲溺其中”。陈留高阳人郦食其,着了儒衣和儒冠来见刘邦,刘邦不见,还让使者传话说:“我方以天下为事,未暇见儒人也”。素有“狂生”之名的郦食其只好气急败坏地高呼:“吾高阳酒徒也,非儒人也!”儒士一变为颇具流氓气息的“壮士”,刘邦这才破例一见。

天下平定了,刘邦仍旧不能意识到知识和文化的力量。楚人陆贾是颇具纵横之才的儒生,以宾客身份侍从刘邦,成为沛公幕府难得一见的文化人,但刘邦欣赏的也仅仅是陆贾的口辩才华,常派遣他凭三寸不烂之舌游说诸侯。征战天下或许可以单以力胜,治理天下却需要文化的力量。陆贾识时务,晓权变,昔日他能忍受刘邦的无知,现在再也不能忍受了,他要为这个质朴少文的军功集团做些文化启蒙的工作。史载,陆贾时时在而今的高皇帝面前谈论《诗》《书》,每一次谈论,刘邦都十分反感,有一次甚至还惹起刘邦的一顿臭骂:“乃公居马上而得之,安事《诗》《书》!”只是此时的陆贾不再含糊,他回敬道:“居马上得之,宁可以马上治之乎?”接着又苦口婆心地讲述了逆取顺守文武并用的治国之道,这一次,刘邦居然被打动了,陆贾也就趁势开始为大汉帝国擘画文化蓝图。据说他的《新语》十二篇,仅仅只是一个文化建设的粗略大纲。史籍还说,这十二篇每奏一篇,“高帝未尝不称善,左右呼万岁”。

叔孙通也是沛公幕府难得一见的文化人。他是鲁国的儒生,秦时即待诏博士。较之陆贾,叔孙通更通晓时变,也更善于与时俱进,秦盛事秦,秦亡事楚,楚亡事汉,这一切他做起来都如鱼得水。汉王照例讨厌他的一身儒服,他就改穿楚人样式的短衣。他为汉王举荐人才,全是以勇力闻名乡里的强盗大猾,跟从他的百余名儒生弟子,竟无一人在举荐之列。弟子们私下里骂他,他就反问他们,现在正是力战的非常时期,你们有力吗?你们能战吗?

待到汉王以力定天下,叔孙通果然更能大显身手。他为汉家做的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,便是率众弟子及鲁国儒生制定朝仪。此朝仪兼采古礼和秦仪,意在张扬大汉天子的威势,凸显法家“君尊臣卑”的政治理念。昔日的汉家朝廷就像一个乱哄哄的大军营,上朝的都是随同刘邦出生入死的功臣,他们饮酒争功,醉了就狂呼乱叫,严重的时候,竟然拔剑击柱,大打出手。叔孙通的朝仪将此乌烟瘴气扫荡殆尽,代之以一套庄严肃敬的君臣之礼。新朝仪演练的那一天,一切如仪,满朝文武的朝拜,让刘邦终于找到了做皇帝的感觉,叹息曰:“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。”

尽管有陆贾和叔孙通这样的儒生点缀汉廷,布衣将相之局却不曾有多大的改观。在武力功臣的把持下,知识人很难有仕进的机会,这种局面几乎一直维持到汉武初年。贾谊年少即通诸子百家之书,20余岁成为文帝朝最年少的博士。文帝对这位洛阳才子颇为器重,一年中多次予以破格擢升。眼看就要位列公卿了,贾谊却遭到了军功老臣的排挤,周勃、灌婴等一致谗害他说:“洛阳之人,年少初学,专欲擅权,纷乱诸事。”文帝无奈,只好疏远贾谊,改任长沙王太傅。可怜的洛阳才子,就这样成了屈原之后又一个“不遇”的典型。 

 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三

 

 

与中央朝廷大不相同,汉初的藩国却是思想活跃、文采斐然的文化沃土。此时,去古未远,养士的风气仍旧浓厚,士人也还保持着战国时期自由游走的游士风采。重要的是,汉初大封诸侯,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下还杂有封建制的遗存,藩国的势力很大,俨然独立王国,它们的存在,为诸侯王养士提供了条件,也使士人的自由游走成为可能。还有,功臣集团把持朝政,妨碍了士人在中央朝廷的晋身之路,除了走向藩国,他们还能走向哪里呢?

邹阳、庄忌、枚乘等游士来到了吴国。他们都留有战国纵横家遗风,以文辩驰名天下。吴王刘濞乃高祖亲封的同姓王,一向骄贵,吴又有铜山海盐之利,于是广招亡命之徒,私自铸钱煮盐,一时富甲天下。四方游士纷纷涌向富庶的吴国,刘濞也厚待游士,欲借以扩充势力。昔日高祖封吴王时,曾亲召刘濞相面。刘濞时年二十,孔武有力,威风凛凛,高祖相过,发现这个年轻人居然“状有反相”。但改封已无可能,只好吓唬年轻人说:“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,岂若邪?”末了,又讲了天下刘姓一家的大道理,告戒年轻人“慎无反”。到景帝时,经过四十余年的苦心经营,吴王在汉天子眼中已成尾大不掉之势。一面是朝廷的步步摧折,一面是刘濞的蠢蠢欲动,最终演成吴楚七国的大叛乱。

“七国之乱”实为大一统秩序的反动。渴求天下秩序定于一,一直就是百家争鸣以来士人的一种情结。经由秦末的混乱之局,士人更是祈盼由一人整治天下秩序,所以,面对刘邦以布衣之身平定天下,汉初士人大多为之欢欣鼓舞。来游吴国的邹阳、枚乘之辈,以他们纵横家的眼光,观出了此间的历史大势。他们知道,眼下的藩国,比如刘濞的吴国,它们的兴盛一时,至多不过是往昔封建制的回光返照而已。所以,当发现刘濞确有谋反之志时,邹阳和枚乘都曾上书苦心劝阻。在邹阳的说辞里,诸侯不过是一些鹰类的鸷鸟,而汉天子则是凶猛的大鹗,“鸷鸟累百,不如一鹗”,两方的实力对比,简直就不成比例。枚乘的游说也充满比喻性的说辞,他将吴王的恣意妄为比作“一缕之任千钧之重”,又比作“抱薪而救火”,或者“乘累卵之危,走上天之难”,预告了吴王的灾难性后果。

但是吴王依然执迷不悟,邹阳、枚乘等不得不游至梁国。梁王刘武乃景帝同母弟,最受天子和窦太后亲爱,宫室车马之盛拟于天子,珠玉宝器之多过于京师。梁国早已成为一个巨大的游士集散地,四方豪杰和山东游士多会于此。梁王政治上野心勃勃,欲求立为太子,山东纵横之士,如齐人羊胜、公孙诡之辈,正可以为之谋划奔走。梁王还颇好辞赋,这些纵横之士在谋划奔走之余,或游观射猎,或风流宴集,枚乘、庄忌、邹阳甚至羊胜、公孙诡,都是梁苑雅集时的作赋好手。

梁苑的风流儒雅甚至还吸引了远在京师的司马相如。此时,司马相如正在朝中为武骑常侍,景帝不好辞赋,这位风流才子的日常工作,便是侍从景帝格斗猛兽。正在郁闷之中,梁王来朝了。此次随从的正有枚乘、邹阳之徒,司马相如与他们一见如故,谈说甚欢。枚乘、邹阳等人走后,司马相如即刻称病辞职,来游梁国,过了几年与英俊并游的日子。因为有了司马相如,梁苑更增添了几分浪漫气息,尤其是苑中的宴集赏雪,成为千古文人怀想不已的风流雅事。

还有淮南和河间两国,也是当时游士喜游之国。淮南河间,一浮华一朴实,南北相映,皆蔚为大国。淮南王刘安崇尚辞赋,又致力于扩充势力,藩国气质近乎梁吴;而河间献王刘德喜好书籍,修学好古,天下儒士,多从其游,其质实之风,在众多藩国中一枝独秀。

只是游士们自由浪漫的好日子,不会太多了。“七国之乱”业已平定,中央朝廷仍在紧锣密鼓地“削藩”,而且朝廷自身也在努力变成一个文治的政府。游士们游走的空间在一天天缩小,而通往朝廷的仕进之路,却一天天畅通起来。

文化的熏染,文化精神的养成,以渐不以骤,全然不似急风暴雨式的易姓革命。由一个质多文少的平民政府转化成一个平民的文治政府,应该说,这是一种趋向,一种历史的必然。只是大汉王朝几乎还没有迈开步子,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。

士人真要涌进朝廷成为知识分子官僚,也就是士大夫,还必须等到汉武亲政。正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,改变了儒学的命运,改变了士人的命运,自然,也改变了大汉帝国的命运。 

 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四

 

 

汉初的草莽气息和文化荒芜几乎持续了七十年。其间近四十年为文景之世,它以休养生息的治国方略为后世所津津乐道。休养生息要在因循简易,仁惠宽俭,实不过是汉廷一时的权宜之计。创造传奇的英雄时代业已逝去,创造新的传奇则尚需时日,此间最有可能出现的是一些创造力相对平庸的所谓“继体守文之君”。特定的历史情势已为文景设定好了角色,他们选择黄老之学作为治国之道,积极地看,为大汉帝国的崛起积累了元气,消极地看,务在养民不过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

如果细究起来,黄老之学的清静无为,只是一种表象,骨子里却是尊崇刑名法术。循名责实,行一点法术,再加一点恭俭,便成了“无为而民自化”。一定程度上可以说,文景朝的政治,是一种粗放并且软化了的法家政治。惟其如此,文景也就不会喜好儒学,正如《史记·儒林传》所说:“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。及至孝景,不任儒者,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,故诸博士具官待问,未有进者。”

汉初黄老之学中的人物,今天只能从历史里看出一些模糊的身影。最著名的应当是盖公,或许正是经由他,黄老之学得以走进朝廷。曹参来到盖公所在的齐国做丞相,下车伊始即召集长老和儒生,请教治理百姓之道,百余名儒生竟言人人殊,令曹参不知何从。机会留给了黄老之学,盖公顺理成章地做了曹参的智囊。盖公的治民之道不外“清静”二字,所谓“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”。曹参按照盖公所言治齐,“相齐九年,齐国安集,大称贤相”。在齐国,儒学甚至尚未与黄老之学展开正面交锋,便败下阵来。

后来,曹参继萧何为相国,“举事无所变更,一遵何之约束”,这便是著名的“萧规曹随”。曹参将相齐的地方性经验上升为整个帝国的经验,他的丞相府充满了木讷少文的忠厚长者,这群老者无所事事,只管日夜饮酒。有些朝中大员实在忍无可忍,就到丞相府进言。曹参的办法很绝,来人一进丞相府,便招呼饮酒,并且一定要饮最好的酒。一巡酒下来,来人想说话了,曹参就再令上酒,直到客人酩酊大醉为止。

 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五

 

 

  还有一位黄老分子名曰黄生。他最有名的行为,就是和辕固争论汤武革命的是非。辕固是齐国儒生,以治《诗》闻名,为景帝博士。大约是在景帝主持的一次廷辩上,二人展开了激烈辩论。黄生认定汤武不是受命,而是弑君,理由是君臣上下之分乃天经地义,桀纣虽失道,却仍是君上,而汤武无论多么具备圣人品行,终究是臣下。君上有过失,臣下当直言极谏以尽忠臣之道,因君过而诛之,且以己代之,便是大逆不道的弑君行为。他还用了一个似乎是颇有说服力的比喻,“冠虽敝,必加于首;履虽新,必关于足”。辕固的辩驳不过是祖述先秦儒家的革命思想,所谓“天视自我民视,天听自我民听”,所谓“汤武革命,顺乎天应乎人”,“闻诛一夫纣,未闻弑君也”。辩论到最后,辕固反问道:“必若所云,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,非邪?”这一问暗藏杀机,几乎要让黄生和景帝都下不了台。景帝连忙阻止道:“食肉不食马肝,不为不知味;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,不为愚。”辩论遂不了了之。此后,汤武革命成为学者再也不敢涉足的思想禁区。

在“不任儒者”的景帝朝,辕固非但不能击败黄老之学,反而差点丢了性命。窦太后喜读《老子》,是黄老之学的总后台。大约是对辕固坚守儒学的硬脾气多有不满,有一次,太后特召辕固,问他《老子》是部什么书。辕固答曰:“此是家人言耳。”太后大怒,竟然将他投进猪圈,令其徒手与野猪格斗。景帝可怜辕固,叫人偷偷塞给他一柄尖刀,这才救了辕固一命。

儒学与黄老之学争斗最为惨烈的一次发生在王臧和赵绾身上。两位儒生都曾从鲁人申公学《诗》。王臧景帝时曾任太子少傅,和武帝有师生之谊,待到武帝即位,王臧颇获亲宠,一岁至郎中令。此时,赵绾也官至御史大夫,二人上书武帝,讲明儒学,并建议朝廷速立明堂。儒生似乎是在武帝身上看到了儒学振兴的希望,年轻的武帝也有心向儒,于是始征贤良文学之士。王臧和赵绾趁机推荐他们的老师申公,武帝以安车蒲轮迎请申公。时申公八十余,武帝问治乱之事,竟对曰:“为治者不在多言,顾力行何如耳。”这固然是儒家的一句老实话,可年轻的天子正喜好浮华张扬的辞赋,无力见识老儒生话中的真义。武帝听了,只是沉默不语。但既已招致,也就任命申公做了太中大夫,让他与两位弟子商议明堂之事。

尽管年轻的天子雄姿英发,无奈窦太后处处掣肘,儒学的振兴之路也就布满了险阻。王臧、赵绾大感压抑,索性上书武帝请求不再奏事太后,意欲切断来自太后的影响。岂料太后朝中耳目甚多,很快知晓了他们的图谋。太后早已对王赵之辈怀恨在心,如今抓住了他们的把柄,遂大兴问罪之师。武帝无力顶住太后的压力,不仅不敢再议明堂,而且将王赵下狱,二人皆愤而自杀。他们的老师申公也受到牵连,因病免归。 

 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六

 

 

汉武帝即位第六年,窦太后崩。汉武亲政后的大汉帝国,才真正步入不可一世的“汉武时代”。此时,阻碍儒学崛起的势力一一消退,武帝更锐意推明孔氏,表彰六经。一向崇儒的田蚡做了丞相,黄老、刑名等百家之言正式遭到罢黜,在立五经博士的基础上,朝廷又为博士官置弟子员,同时劝以官禄,通一经以上者即可入仕。一个新的儒学时代到来了。

汉武卓然罢黜百家,而独尊儒术,大儒董仲舒曾起过决定性的作用。武帝初即位,举贤良文学百余人,董仲舒即在被举之列。武帝三次制诏,董仲舒三次对策,遂脱颖而出。其对策大意,在于去刑法而任教化,而若任教化,则必独尊儒道。第三次对策里,董仲舒总结说:“《春秋》大一统者,天地之常经,古今之通谊也。今师异道,人异论,百家殊方,指意不同,是以上亡以持一统;法制数变,下不知所守。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,皆绝其道,勿使并进。邪辟之说灭息,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,民知所从矣。”可见“罢黜百家”之议,实最早出自董仲舒。

董仲舒对策中的“复古更化”思想,也给年轻的天子以巨大震撼。他在对策中说:“当更化而不更化,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。故汉得天下以来,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,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。古人有言曰:‘临渊羡鱼,不如退而结网’,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,不如退而更化;更化则可善治,善治则灾害日去,福禄日来。”表彰六经,以儒家之道治理天下,即是“退而更化”。明曰“退”,实则“进”,表面看是“复古”,实际上却是制度的创新,文化的创新。

昔日陆贾反问高祖:“居马上得之,宁可以马上治之乎?”文帝与民休息时,众人皆谓“天下已安已治”,惟独贾谊称:“曰安且治者,非愚则谀,皆非实知治乱之体者也”,他的《过秦论》指斥秦之过在“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”。“攻”与“守”有别,“武功”和“文治”迥异,善治者当与时俱进,因时施政。陆贾和贾谊唱出了以儒术治国的先声,而董仲舒的“退而更化”,则赓续汉儒传统,并且集其大成。

不过,汉武向以“内多欲而外施仁义”著称,他喜好儒术,更多出于功利主义的考量。董仲舒和公孙弘在汉武朝的不同遭遇,正可说明汉武儒学的真相。董仲舒对策胜出,却仅派任江都王相,其间一度废为中大夫,甚至还因言灾异而获死罪,有诏特赦,才保全性命。后董仲舒改任胶西王相,因惧怕日久获罪,不得不称病免归。而公孙弘,史称其“每朝会议,开陈其端,令人主自择,不肯面折庭争”,不过是曲学阿世之辈。治学上,公孙弘并非独治儒学,还颇习文法,更擅长以儒术缘饰吏事。对如此一介俗儒,汉武却尤其器重,十年间由博士而至丞相封侯。

“非常之功,必待非常之人”,这是汉代士人常说的一句套话。汉武正是“非常之人”,也果真建有“非常之功”。在他的手上,大汉朝廷终于发现了文化的力量,认清了儒学的真相,从而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意识形态,完成了由质向文的全面转型。而作为文化载体的士人,也由游士一变而成“彬彬多文学之士”的士大夫。于是,大汉帝国自此进入一个全面崛起的新时代。

 

(此文分两部分分别刊载于《天津日报》2006年5月22日,《天津日报》2006年6月12日)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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