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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寅恪《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》释读  

2009-09-15 09:30:20|  分类: 历史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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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读此篇,最要紧者,一在恢弘正大之文章特色,一在文章所见之陈寅恪的人格精神和学术品格。后者为人所乐道,而前者罕见述说,似是不屑,实则不能也。吾人大受西人“形式”“内容”二分法之拘限,且重“内容”而轻“形式”,不知“形式”“内容”原本一体,甚至“形式”即是“内容”。余授诸生,于此篇之“形式”再三致意,盖有感于此也。

见识此文恢弘正大作风之前,当明了碑铭体之体制及其文章风格。所谓“碑铭”,有两种含义。其一,碑铭并列,各是一种文体,碑是碑,铭是铭,二者不可混淆。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粗分文体为四科八体,八体之中,有铭无碑。陆机《文赋》继而划归十体,有碑有铭,碑与铭各自成体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于“论文叙笔”下列有“铭箴”、“诔碑”两篇,碑铭二体,也是区分得很清楚。自是往后,亦莫不如此。其二,“碑铭”二字非并列关系,而是偏正关系,“铭”是正,“碑”在“铭”前,乃是一种限制性的用法。即是说,“碑铭”是铭体文,只不过是铭刻于碑上的铭体文。本篇题为“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”,“碑铭”二字不可连读,“碑”字当属上,与“纪念”合而成“纪念碑”。可见,本篇是一篇铭文,并非碑文。又因本篇乃是铭刻于石碑上的铭文,取上所述的第二种含义,称本篇为碑铭体文,亦未尚不可。

铭与碑之体制,颇有不同。碑文主要有纪功碑文、宫室庙宇碑文和墓碑文三种,一般而言,先以散体叙事,后以韵语颂赞。叙事加韵语,且以叙事为主,即是碑文的正体。铭文也有多种,或戒警劝勉,或纪功颂德,或志墓,或题咏。其体制多用四言体或韵语体,文前或有记叙文字,但多仅记缘起,与碑文之主于叙事颇有差异。

关于碑文之风格,《文赋》称“碑披文以相质”,即是说碑体有文有质,文与质相得益彰;《文心雕龙·诔碑》云:“其叙事也该而要,其缀采也雅而泽”,这是说碑体叙事全面而又重点突出,文采斐然却又以典雅润泽为尚。铭体因体制与碑体不同,其文风也有异。《典论·论文》谓“铭诔尚实”,强调了铭文的真实性;《文赋》曰:“铭博约而温润”,是说铭体内容充实而又文字简约,文字简约却又不失温和圆润;《文心雕龙·铭箴》云:“铭兼褒赞,故体贵弘润:其取事也必覈以辨,其摛文也必简而深,此其大要也。”又说:“义典则弘,文约为美”,此谓铭体取事明辨精审,立义正大恢弘,行文简约而温润。刘勰此论,乃是铭体文风的不刊之论。

本篇虽为现代人所作,却合乎铭文的体制和文风。前四句,寥寥数语,简约交代了作此铭的缘起,并且凸显了人们对逝者的怀念以及本铭“普告天下后世”之用心。往后是正式之“铭文”,它不用古奥典丽的四言体,代之以韵体,而韵体也并非一韵到底,而是先散体后韵体,散韵结合,摇曳多姿。便是最后几句韵语,也不是严整古雅的韵语,而是韵体中行散体,舒缓而灵动,错落而不失齐整。陈寅恪博学深思,自是通晓铭体之体制规范,本篇稍作变通,当是为了适应现代表达之需要,也为了适合现代人之口味而有意为之。

再看本篇文风。以刘勰所论衡之,本篇大体合乎古风,同时也有新变。首先是立义正大,识力过人。正式“铭文”劈头即有一股至大至刚之气扑面而来:“士之读书治学,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,真理因得以发扬。思想而不自由,毋宁死耳。斯古今仁圣所殉之精义,夫岂庸鄙之敢望。”全称判断,毋庸置疑的语气,不可遏止的激情,这些融汇在一起,显示了思想自由的坚定信念,亦隐隐透出中国知识人的悲感意识。此是铭文的主脑,尔后“举先生之志事”,亦围绕此正大之义展开,近乎“思想自由”的用语也再三出现,至结尾处,终于提炼成惊人一句: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。其次,本篇在取事上,仅选取王国维一生行事中的读书治学和投水自沉两宗大事,进而分析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,紧扣所立之大义,不枝不蔓,可谓取事精审。最后是行文,简约省净自不必多言,简约而有润泽,亦古风犹存,只是辞气温和,本篇不惟不具备,反而是反其道而行之。个中原因,不外是王国维自杀一事,学界内外多有议论,有些议论还将王氏说得很是不堪。作者与王氏相交甚深,洵称知音,这些议论自然令其心绪难平,大有不吐不快之感。如此情绪,侵染辞气,不免盛气为文,语杂悲愤。

接下释读本篇所见的学人精神。陈寅恪解说王国维之死,亦是解说自家。王国维遗书写道:“五十之年,只欠一死。经此事变,义无再辱。”王氏自沉,乃是惧怕北伐军之侮辱。此白纸黑字,已无疑义。而陈寅恪解读其死因,称其为殉中国传统文化。陈寅恪之解读与王氏之“夫子自道”,看似不一致,实则并不矛盾。

关于王国维投水自沉的原因,或以为殉清,或以为与罗振玉的个人恩怨,或以为受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之影响,一时解说纷纭。陈寅恪独具只眼,其殉文化说在《王观堂先生挽词序》里说得甚为显豁:“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,为此文化所化之人,必感苦痛,其表现此文化之量程愈宏,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;迨既达极深之度,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。”“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;劫尽变穷,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,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,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,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。”(见陈寅恪《诗集》,三联书店2001年版)本篇铭文将王氏死因归结为“思想而不自由”,虽未直言殉中华文化,其实已暗含此意。

在陈寅恪看来,文化必须要有所依凭,中华文化所依凭者乃在有形之社会制度,有形制度既已解体,则无形文化亦不得不风流散尽。鸦片战争以降,在外族侵迫之下,社会制度早已发生急剧之变迁,中华文化亦随之花果飘零。眼下国民革命军北伐,直指京城,其锋芒所向,必使社会制度与文化再次遭受“大劫”。这是王氏这样为中华文化所凝聚之人绝对不能接受的,故而他不得不与中华文化同归于尽。(可参《王观堂先生挽词序》)

王国维和陈寅恪均是近世文化保守主义者,王氏一度做了溥仪小朝廷之南书房行走,其保守主义取向甚是明显,毋庸多言。而陈寅恪虽较王氏年轻十余岁,且又长期留学欧美,却也是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。推究其中原因,恐怕与其家庭大有关联。众所周知,其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,父亲陈三立乃晚清“四大公子”之一,他们所秉持的乃是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的文化理念。他们的文化理念给予陈寅恪以深远影响,他曾自述:“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,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”,即表明了其文化保守主义倾向。

他们欲坚守传统文化,而总有外力在不断地侵蚀乃至摧毁传统文化,他们既已为这种文化所化,自然不能为各色外力所改易。所以,像王国维和陈寅恪这样坚定的文化保守主义者,必定是具备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的知识分子。陈寅恪在表彰王国维,其实也在表彰他自己,本篇铭文不啻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一篇“宣言书”。

 

 

附件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 陈寅恪 

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,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。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,尤思有以永其念。佥曰,宜铭之贞珉,以昭示于无竟。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,数辞不获已,谨举先生之志事,以普告天下后世。其词曰:士之读书治学,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,真理因得以发扬。思想而不自由,毋宁死耳。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,夫岂庸鄙之敢望。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,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,一姓之兴亡。呜呼!树兹石于讲舍,系哀思而不忘。表哲人之奇节,诉真宰之茫茫。来世不可知者也,先生之著述,或有时而不章。先生之学说,或有时而可商。惟此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,历千万祀,与天壤而同久,共三光而永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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